注：明朝扬州，盐商甲天下，有“养瘦马”之俗。贫家女被鬻于牙婆，依姿质分三等，或教以丝竹书画，或习以厨绣揖让，待价而沽，再售与富商为妾婢。名之“瘦马”，非言其躯干纤弱，乃喻其如骡马般被拣选、相骨、估价，身不由己。本篇借此旧俗，铺陈一段烬中残温。

注：明清两朝，朝廷明令官员禁止狎妓，士大夫们为了规避禁令，便将寻欢作乐的对象转向了男性，转而招揽“小唱”、“优伶”侑酒助兴。这些男妓在明清时期被称为“小唱”、“兔子”或“小手”，后来又被叫做“像姑”（即像姑娘一样的意思），最终谐音为“相公”。他们之中，多数是男扮女装的少年歌童，但也有极少数顶级名伶，自幼便被施以局部阉割，既保留了男子的身形骨架和少年未变声时的清亮，又兼具女子的清秀与美貌，成为了权贵圈中最炙手可热、最为名贵的一群人。

杭州的八月十五，桂花是满城的开，香得有些不管不顾。

梨花的院子在西湖西面，背着一座小小的山丘，正门临着一条不起眼的水巷，巷子尽头便是湖。他要的就是这份偏僻——僻到门前一年到头只有卖花、卖藕、卖鱼的三两小贩走过，热闹不过片刻，寂寥却长得像整条巷子。

梨花坐在那株老桂树下，手里握着一支紫竹箫。他没有吹，只是坐着，看月亮从枝桠间一点一点地爬上来——先是碎的，满地都是银片；后来渐渐圆了、满了，把整棵桂树的影子都收拢在他的脚边。

院子里只他一个人，方才宴席上的杯盏已经收了，花儿、桂妈、阿四都各自散去。拜寿的时候三人跪在堂前，他一人赏了二两银子，花儿红着眼说了一句&ot;主子长命百岁！&ot;，他笑着摇头，说&ot;不要长命百岁，活到六十就够&ot;。六十是怎么算出来的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大约三十之后的日子都是多出来的，不必细数。

风来了，桂花簌簌地落了几朵在箫管上。他低头看了看，将那几粒碎花轻轻拂去，才把箫凑到唇边。

第一声出来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有些怔住。那是一段陌生的调子，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像一条不知道源头的溪水，淌着淌着就到了这里。他闭上眼，感觉自己正坐在一叶很轻很轻的船上，船没有桨，水没有岸，只是这么漂着。

三十年了。其实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生日，今天这个&ot;三十岁&ot;，是从他被买下的那一年开始计数的。那时他三岁，或者四岁，只记得老家门口有一棵梨树，开花的时候满枝的白。他被一个女人抱着上了一辆马车，抱得太紧了，紧得喘不过气。接手的师傅问他叫什么，他说不出，师傅又问：&ot;你家门口有什么？&ot;他说：&ot;有梨树，开白花。&ot;

师傅说：&ot;那以后你就叫梨花吧！&ot;

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，不知道真正的生日是哪一天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今算不算一个&ot;他&ot;——那一年那一刀落下来的时候，他太小了，小到根本不明白被取走的是什么，只记得冷，一种透进骨缝里的冷，冷到他以为自己会死掉。

但他没有死。他长成了一具既非男、也非女的身体，面庞清透如女子，喉间平整如孩童，声线纤细而清亮。唯一保留下来的男性特征，就是那一小条依旧幼嫩如稚童的小鸡鸡，除了可以站着撒尿之外别无他用；以及他的皮肤，像上好的脂玉，不必涂粉浓妆就干干净净地亮着——师傅说这就是天生的本钱，只是不知道这本钱能换多少两银子。

十五岁那年，他第一次被&ot;放样子&ot;。

那是瘦马出阁前的必经之事，由师傅带着，在盐商们聚宴的场合上露面，不卖、不给、不承诺，只是让众人看一看、评一评、出价。出价不必明说，暗暗递一个数给牙婆便可。那日他在席上弹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又吹了一曲箫——箫声刚落，满堂寂静。

那一夜宴席上出了十七个价，最高的是一个徽州来的盐商，出到三千两。师傅掂量着那个数字笑了一夜，却压着没有出手，说再养两年，长开了更值钱。

果然值钱了。十八岁那年，洪大人出了五千两！

那可曾是前朝的状元郎，当时官居两淮都转运盐使，清瘦，寡言，研墨的时候皱着眉，像在写一份递不上去的奏章。洪大人替他改了名字，说&ot;梨花太实了，叫梨烟才有远意&ot;。

他带梨烟进京的时候，去的并非是朝廷配给自己的洪府，而是在城南的一处幽静的外宅，三进三出的院落，有竹子、有湖石、有好大一片花圃。洪大人在书房里研墨写字，梨烟在旁边磨墨、煮茶、吹箫。不做事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坐在廊下看雨，看竹叶上的水珠慢慢滚下来，滚成一条细细的线。

三年。不长不短，平静而又富足。

然后，洪大人就撒手人寰了，梨烟便告别了如梦似幻的京华烟云，没有回扬州，一路南下到了杭州。在西湖西面寻了这处僻静的小宅子隐居避世，依然做回那个曾经清润晶亮的梨花。这一住就是九年。